引发痛苦的看起来是同样被引发的痛苦，那么被引发的痛苦是痛苦的来源
引发痛苦的看起来是同样被引发的痛苦，那么被引发的痛苦是痛苦的来源 标题看起来很难懂就对了，因为这个标题本来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那种只需要接受，不需要批判的“事件”（在此采用类似德里达对事件的看法）的体现。 实际情况是：当一个引发痛苦的行为（A）被言说时，如果它用更自洽的话语言说自己，它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痛苦的，且“其引发的痛苦”（B）被认为是在促进它的痛苦和导致它的反应：B 已经有实际案例，且在联想中可被想到的后果，促成了 A，且仍在通过持续言说 B 和 A 的关系单方面地塑造 A。 这个快照的起因是有人认为高中那些明面上大搞优绩主义，扰乱课堂纪律，用小团体互相吹捧、恶意玩笑/外号/造谣/故意起哄/拒绝接触其他人维持自己对自己和圈子内成员成绩的认可，私下里各卷各的的人，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没有纯粹作恶的意图和不要这样的教导——那些觉得他们伤害自己或者这样做得不对的人太过苛责，或者认为批评这些人的家伙没“抓住主要矛盾”。 一、自恋投射：将加害者移置为受害者的自我保全 这套辩护话语里，自恋投射的运作至少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来自小团体本身。他们在班级空间内通过贬低他人、制造等级来维持一种自恋性的优绩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极其脆弱——因为它并非来自真正的自信，而是依赖于将自身无法接受的“平庸焦虑”投射到外部靶标（“那些被排挤的人就是不行”）。一旦被批评，他们的自恋就会受到威胁。此时，最经济的防御手段就是把自身整体投射进“受害者”的位置：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这个唯分数的系统逼的”。这样，他们就从主动的羞辱者，摇身变为系统的牺牲品，而原本被他们伤害的同学，则被放在了“不理解系统之苦、反而加害于他们”的位置上。 第二层，来自辩护者（可能是旁观者或同在系统内的人）。辩护者之所以强烈主张“他们也是受害者”，往往是因为辩护者自身也认同或参与过类似的小团体结构，或是同样依赖“优绩受害者”叙事作为自己的心理缓冲。当被排挤者的痛苦被言说出来时，辩护者感受到了自身类似的、未被哀悼的自恋伤痛（同样被系统碾压），于是通过投射，将自己那种不能直接承受的“我可能也曾是加害者”的罪疚感，转移到“系统”这个更大的责任体上。于是，“抓住主要矛盾”就成了一句咒语：它把一切具体的、人际间的不义，都翻译成每个人都受压迫的共同叙事，从而让辩护者既获得了道德上的清醒感，又不必面对自己或同类对他人造成的真实伤害。 在这个双重投射的结构里，被引发的痛苦B（被排挤者的伤害）被系统性地降格为“不识大体”的情绪；而辩护者所体验到的对系统的痛苦B′，则被单方面塞给了A，把A塑造成一个不必负责的副产品。 二、德里达的书写：增补链如何生产出一个“始终已是受害者”的A 用德里达的眼光看，辩护话语从头到尾是一个书写运动——它在不断增补原初事件，以至于原初事件（那些外号、起哄、排挤行为）的暴力性被无限延迟和替代。 在每一次复述中，辩护话语都会添加（增补）一个解释项：“他们也是被逼的”“他们私下承受的压力你看不到”“整个系统才是问题”。这些增补并不只是附加的注脚，它们直接在改写事件本身的意义。于是一个痕迹链被建立：原初的“起哄”被标记为“压力宣泄”，原初的“排挤”被标记为“无意识的抱团取暖”，原初的“嘲讽”被标记为“竞争异化的症状”。通过反复书写，这套符号自行增殖，最终产生一种极其自洽的叙事：这群人从头至尾都在受苦，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所为”，只是压迫结构的代偿表现。 最关键的是，这种书写运动巧妙地将自己的书写性抹去了。辩护者往往声称自己只是在“看清本质”，在“抓住主要矛盾”。他们不认为自己在进行一种解读活动，而是认为自己在揭示唯一真实。这样一来，被引发的那批痛苦（B）在叙事中就变得没有本源的对应物——因为A已经被书写成一个没有加害意志、只是在响应结构的主体，于是B就变得“无理”且需要被纠正。痛苦被引发之后，正是通过书写的增补，痛苦反而成为了指责痛苦者本人的理由。 三、利奥塔的异识：受害者的位置被夺走，损害变得不可呈述 利奥塔的异识意味着：当弱者受到损害，却被迫用强者的话语规则来证明这个损害时，损害本身就会消失。在这个例子里，存在两种话语规则的冲突： 话语规则1（被排挤者）：我想要呈现的损害是，那些具体的嘲笑、起哄、小团体故意不跟我一起，使我感到羞耻和孤立。这些行为是真实发生的，它们对我造成了直接的伤害。 话语规则2（辩护者）：真正有效的伤害只有“系统的结构性压迫”。所有的个体行为，都只有在被这一结构解释之后，才具有讨论的意义。你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你的感受只是对现象的主观反应，不应该成为道德指向的依据。 辩护话语强制要求被排挤者把自己的损害翻译成“系统压迫”的语言，否则就不被承认为有效的申诉。在这种翻译中，具体的人际伤害被抽象化、消解掉了——那个当众给你起外号的场景，现在变成了“结构异化的一个无意识瞬间”；那个故意不与你接触的冷漠，变成了“他们也被系统扭曲了主体间性”。于是，被排挤者的异识被压制，他们的痛苦失去了独有的面貌，成为一套现成叙事中的一个例证。 在这种翻译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位置被夺走，并被安置到了加害者身上。因为“结构压迫”的执行者是体系，而体系没有面孔，那么最能代言这种痛苦的，便是那些“直接承载结构压力又在反抗中犯错”的小团体。他们被话语塑造成了更纯粹的受害者：既承受着系统的暴力，又承受着“不懂他们的”受害者的道德指责。于是，被引发的痛苦（B）不仅不被承认，反而被视为进一步伤害那些“真正受害者”的论据。 这正是利奥塔所说的：在异识中，受害者如果使用对方的话语来呈述自己的损害，就会变成不再是受害者。在这里，当被排挤者被迫接受“抓住主要矛盾”的话语规则时，他们就连自己的痛苦都无法言说，因为一开口，说出来的已经是辩护者愿意听到的“对结构的控诉”，而自身的具体遭遇就消失在话语的夹缝里。 四、宏大叙事：作为不被书写的空缺在场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里说的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而不是“宏大叙事已经彻底消失”。更准确地说，宏大叙事失去的，是它直接以真理面貌现身、要求所有人服从的合法性。它变成了一个不能被写出来、却要求一切局部叙事都围着它转的位置，一个德里达的空位的展示。A 之所以被塑造成“始终已是受害者”，B 之所以被改写为“对受害者的再次加害”，是因为整个话语都在围绕一个不被书写的空位不断言说、不断解释、不断延迟，空位永远不被写出来，A 和 B 的能指链永远不自指，所以空位、以及 B 试图指认的永远不能被指认。 崇高感来自不可呈现之物的显现。但当不可呈现的是一个空位时，这种崇高就变成了一种 superbia，自我把自身的判断提升到一个不再需要被更高标准衡量的位置。“你们只看见具体的 A，而我看得见使 A 成为可能的总体”，于是“我承认我无法呈现系统”的谦卑，被偷换成“我能以不可呈现者为对象发言”的傲慢，以及不承认那些书写之外存在“事件”——无法被“在系统中压迫-被压迫”这类不得不以二元对立形式书写的话语收编的异质性残余，以及更不这么“真空中的球形鸡”的，在书写中因不被书写或被抹去而被认为与空位无异的事件进而在书写中收编以论证另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书写自身的异质性残余——的傲慢。 如果更倾向于拉康精神分析的话，圣症。注意这里的问题不是父之名缺失，象征秩序出现困难。空位，你所认为、在实在界见证的那个父之名，在这里让他们的象征秩序运行得太好了。这套话语不再需要回应真实的现实，它靠着空位完成了完美的自洽，一个支撑整个主体/话语结构不至于坍塌的那个独特的结，支撑话语连续运转的“圣症”。 Passio passionis 如果需要一个更“恰当”的标题的话，这就是。 “passio”这个词在现代语言看不出什么崇高。法语/英语的“passion”几乎只剩“激情、爱好”的意思，西班牙语“pasión”也差不多。可它古典和中世纪的核心含义是“被动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passio是与actio相对的一极，指“被作用、承受、接受形式”。比如被切割是passio，被爱也是passio。在基督教神学里，Passio专指基督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