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y

前言 有关最近一个网红博客主播，独树不成林，被发现直接翻译外文文章、博客当成自己的东西，我请豆包和 Get 笔记给我整合了一下： 事件梳理：播客《独树不成林》（主播仲树）搬运外文内容争议 基础背景： 主播仲树，播客独树不成林，依靠人文、政治哲学、历史议题出圈，今年因诺兰专访视频爆火，收获大量听众；近期被网友集中打假： 多期节目被证实核心框架、史实论据、叙事逻辑、案例直接取自海外英文播客、学术论文、外文评述（来源包括 The Rest Is History、Breaking History 等知名历史播客、剑桥文学导读文献）。 被扒出的关键疑点： 1. 高度复刻外文原作结构 典型如戴高乐相关一期：整期叙事顺序、选取史料、提出的观点几乎照搬海外播客，仅仅做中文转述；甚至原作里的口误、细节偏差一并继承，出现“戴高乐/戴高儿”前后读法混乱的移植错误。再比如 多期俄国文学专题，文本框架直接取自英语世界的文学研究文章。 2. 长期塑造的人设和实际制作模式冲突 她多次在节目强调：几乎不准备稿子、即兴自由输出、依靠个人阅读积累畅谈。 但是对比证据显示节目高度贴合外文原文，实质更接近逐份材料翻译、转述成文，脱稿即兴只是表演形式。 3. 引用标注长期缺失 绝大多数借鉴外文内容的正片，没有清晰标注原作、信息来源。 早年一次同类质疑发生后，她仅删除节目重传，简单模糊提及“受到启发”，没有完整列明原始信源。最近有关俄国文学专题的播客也仅是在风波发生后标注信源，但存在高度重合问题的第96期、第101期播客的节目简介中，至今没有添加任何相关来源的reference标注。 下表整合自郫县 涉事播客期数 涉嫌照搬的原始内容来源 重合程度与具体表现 《独树不成林》第105期 美国保守主义作家Chris Rufo的著作 翻电主播最早指出该期内容基本照搬该书内容，仲树后续在评论区回应称“DEI来自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学界很多人的观点”，否认内容源自Chris Rufo的作品 《独树不成林》第58期 Chris Rufo著作《America’s Cultural Revolution》第8、9章 并非观点相似，而是存在连续、几乎可逐句还原为英文原文的论证，核心语句高度对应：1. 原文核心句“The great innovation of Black Lives Matter was not political, but linguistic.”被直接翻译为“黑命贵运动的伟大创新不是政治上的……它的伟大创新是语言上的” 2. 原文关于BLM运动策略的表述“BLM leaders seek to engage ‘guilt and shame rather than anger and fear’, adopting a ’therapeutic rather than militant tone.’”被转化为“旧黑命贵运动主要激起黑人无产阶级的愤怒和恐惧，而新战略是调动白人精英的内疚和羞愧，并采用治疗性而非激进的语气” 3. 同步照搬了书中Skeptic Research Center的“14人”调查论据 多期中东主题播客 国内相关领域教材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Thread指出，仲树自诩“全中国最权威”的中东评论内容大多来自国内教材，文档作者表示未核实，邀请读者自行辨别 多期俄国文学主题播客 未明确标注的境外相关来源 豆瓣短评指出该系列多期内容均存在非原创来源，文档作者表示自身不熟悉俄国文学领域，邀请了解相关内容的读者补充指正 《独树不成林》第96期 英国历史播客《The Rest Is History》2022年两期节目《French Presidents: 1958–1981》《French Presidents: 1981–2022》 存在大面积、连续且高度具体的内容对应：人物叙述顺序完全一致，重复使用相同的非必要轶事、比喻、笑点和解释框架，例如将原播客关于英美关系的玩笑“special relationship还是slavish dependency”转化为中文本土化表述，对蓬皮杜、密特朗等法国总统的叙事素材选择和排布顺序完全重合 《独树不成林》第101期 英国历史播客《The Rest Is History》第353、354期节目《Paris 1968》 主体内容几乎是将原播客内容按原有顺序翻译成中文，仅额外添加少量个人评论、朋友轶事以及法国新左翼相关补充内容 补充现状 ...

我小时候的认知立场是这样的： 我所认知的和用来描述认知的构成了我的思考和意愿 用来描述认知的语言在人类中有普遍性；认知的基础事件是人类共有的，即使是个体性、不被他者知晓的也会有类似结构的在其他人身上发生 那我能想到的“恶”和意外肯定也会有人能想到，甚至于所有人都能想到。善、克制、共情、构建意义的能力也是如此。 而实践这个意愿的能力是我们可以具备、培养的 同时由于认知和语言的普遍性，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从“发生”和时间中摘出来的一段孤立事件，它在整体的时间中几乎必定存在 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偏向犬儒主义呢？为什么选择善、克制、共情，而不是反过来，它有没有一个不依赖外部权威、也不只是策略最优的答案？ 因为这不是一个等待被论证的命题，而是实践过程？而犬儒主义将“见证”连接到了“不参与”，又把“不参与”的伦理姿态当作了认识论姿态？ 应该就是这样。它将“观察到的普遍性”偷换成了“决定性的必然性”，又忽视了“善”“恶”等一切行为均不具有超验的外在本质，它将世俗与自然和理性对立、并超验化。但没有什么“善”的永恒概念等待一个与选择无关的“我”选择；在选择某行为的过程中，“我”才逐渐成为那个能够选择不混淆“行动”与“价值”，并且能评估不同维度，不论是伦理还是什么维度的价值的人。

引发痛苦的看起来是同样被引发的痛苦，那么被引发的痛苦是痛苦的来源 标题看起来很难懂就对了，因为这个标题本来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那种只需要接受，不需要批判的“事件”（在此采用类似德里达对事件的看法）的体现。 实际情况是：当一个引发痛苦的行为（A）被言说时，如果它用更自洽的话语言说自己，它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痛苦的，且“其引发的痛苦”（B）被认为是在促进它的痛苦和导致它的反应：B 已经有实际案例，且在联想中可被想到的后果，促成了 A，且仍在通过持续言说 B 和 A 的关系单方面地塑造 A。 这个快照的起因是有人认为高中那些明面上大搞优绩主义，扰乱课堂纪律，用小团体互相吹捧、恶意玩笑/外号/造谣/故意起哄/拒绝接触其他人维持自己对自己和圈子内成员成绩的认可，私下里各卷各的的人，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没有纯粹作恶的意图和不要这样的教导——那些觉得他们伤害自己或者这样做得不对的人太过苛责，或者认为批评这些人的家伙没“抓住主要矛盾”。 一、自恋投射：将加害者移置为受害者的自我保全 这套辩护话语里，自恋投射的运作至少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来自小团体本身。他们在班级空间内通过贬低他人、制造等级来维持一种自恋性的优绩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极其脆弱——因为它并非来自真正的自信，而是依赖于将自身无法接受的“平庸焦虑”投射到外部靶标（“那些被排挤的人就是不行”）。一旦被批评，他们的自恋就会受到威胁。此时，最经济的防御手段就是把自身整体投射进“受害者”的位置：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这个唯分数的系统逼的”。这样，他们就从主动的羞辱者，摇身变为系统的牺牲品，而原本被他们伤害的同学，则被放在了“不理解系统之苦、反而加害于他们”的位置上。 第二层，来自辩护者（可能是旁观者或同在系统内的人）。辩护者之所以强烈主张“他们也是受害者”，往往是因为辩护者自身也认同或参与过类似的小团体结构，或是同样依赖“优绩受害者”叙事作为自己的心理缓冲。当被排挤者的痛苦被言说出来时，辩护者感受到了自身类似的、未被哀悼的自恋伤痛（同样被系统碾压），于是通过投射，将自己那种不能直接承受的“我可能也曾是加害者”的罪疚感，转移到“系统”这个更大的责任体上。于是，“抓住主要矛盾”就成了一句咒语：它把一切具体的、人际间的不义，都翻译成每个人都受压迫的共同叙事，从而让辩护者既获得了道德上的清醒感，又不必面对自己或同类对他人造成的真实伤害。 在这个双重投射的结构里，被引发的痛苦B（被排挤者的伤害）被系统性地降格为“不识大体”的情绪；而辩护者所体验到的对系统的痛苦B′，则被单方面塞给了A，把A塑造成一个不必负责的副产品。 二、德里达的书写：增补链如何生产出一个“始终已是受害者”的A 用德里达的眼光看，辩护话语从头到尾是一个书写运动——它在不断增补原初事件，以至于原初事件（那些外号、起哄、排挤行为）的暴力性被无限延迟和替代。 在每一次复述中，辩护话语都会添加（增补）一个解释项：“他们也是被逼的”“他们私下承受的压力你看不到”“整个系统才是问题”。这些增补并不只是附加的注脚，它们直接在改写事件本身的意义。于是一个痕迹链被建立：原初的“起哄”被标记为“压力宣泄”，原初的“排挤”被标记为“无意识的抱团取暖”，原初的“嘲讽”被标记为“竞争异化的症状”。通过反复书写，这套符号自行增殖，最终产生一种极其自洽的叙事：这群人从头至尾都在受苦，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所为”，只是压迫结构的代偿表现。 最关键的是，这种书写运动巧妙地将自己的书写性抹去了。辩护者往往声称自己只是在“看清本质”，在“抓住主要矛盾”。他们不认为自己在进行一种解读活动，而是认为自己在揭示唯一真实。这样一来，被引发的那批痛苦（B）在叙事中就变得没有本源的对应物——因为A已经被书写成一个没有加害意志、只是在响应结构的主体，于是B就变得“无理”且需要被纠正。痛苦被引发之后，正是通过书写的增补，痛苦反而成为了指责痛苦者本人的理由。 三、利奥塔的异识：受害者的位置被夺走，损害变得不可呈述 利奥塔的异识意味着：当弱者受到损害，却被迫用强者的话语规则来证明这个损害时，损害本身就会消失。在这个例子里，存在两种话语规则的冲突： 话语规则1（被排挤者）：我想要呈现的损害是，那些具体的嘲笑、起哄、小团体故意不跟我一起，使我感到羞耻和孤立。这些行为是真实发生的，它们对我造成了直接的伤害。 话语规则2（辩护者）：真正有效的伤害只有“系统的结构性压迫”。所有的个体行为，都只有在被这一结构解释之后，才具有讨论的意义。你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你的感受只是对现象的主观反应，不应该成为道德指向的依据。 辩护话语强制要求被排挤者把自己的损害翻译成“系统压迫”的语言，否则就不被承认为有效的申诉。在这种翻译中，具体的人际伤害被抽象化、消解掉了——那个当众给你起外号的场景，现在变成了“结构异化的一个无意识瞬间”；那个故意不与你接触的冷漠，变成了“他们也被系统扭曲了主体间性”。于是，被排挤者的异识被压制，他们的痛苦失去了独有的面貌，成为一套现成叙事中的一个例证。 在这种翻译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位置被夺走，并被安置到了加害者身上。因为“结构压迫”的执行者是体系，而体系没有面孔，那么最能代言这种痛苦的，便是那些“直接承载结构压力又在反抗中犯错”的小团体。他们被话语塑造成了更纯粹的受害者：既承受着系统的暴力，又承受着“不懂他们的”受害者的道德指责。于是，被引发的痛苦（B）不仅不被承认，反而被视为进一步伤害那些“真正受害者”的论据。 这正是利奥塔所说的：在异识中，受害者如果使用对方的话语来呈述自己的损害，就会变成不再是受害者。在这里，当被排挤者被迫接受“抓住主要矛盾”的话语规则时，他们就连自己的痛苦都无法言说，因为一开口，说出来的已经是辩护者愿意听到的“对结构的控诉”，而自身的具体遭遇就消失在话语的夹缝里。 四、宏大叙事：作为不被书写的空缺在场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里说的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而不是“宏大叙事已经彻底消失”。更准确地说，宏大叙事失去的，是它直接以真理面貌现身、要求所有人服从的合法性。它变成了一个不能被写出来、却要求一切局部叙事都围着它转的位置，一个德里达的空位的展示。A 之所以被塑造成“始终已是受害者”，B 之所以被改写为“对受害者的再次加害”，是因为整个话语都在围绕一个不被书写的空位不断言说、不断解释、不断延迟，空位永远不被写出来，A 和 B 的能指链永远不自指，所以空位、以及 B 试图指认的永远不能被指认。 崇高感来自不可呈现之物的显现。但当不可呈现的是一个空位时，这种崇高就变成了一种 superbia，自我把自身的判断提升到一个不再需要被更高标准衡量的位置。“你们只看见具体的 A，而我看得见使 A 成为可能的总体”，于是“我承认我无法呈现系统”的谦卑，被偷换成“我能以不可呈现者为对象发言”的傲慢，以及不承认那些书写之外存在“事件”——无法被“在系统中压迫-被压迫”这类不得不以二元对立形式书写的话语收编的异质性残余，以及更不这么“真空中的球形鸡”的，在书写中因不被书写或被抹去而被认为与空位无异的事件进而在书写中收编以论证另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书写自身的异质性残余——的傲慢。 如果更倾向于拉康精神分析的话，圣症。注意这里的问题不是父之名缺失，象征秩序出现困难。空位，你所认为、在实在界见证的那个父之名，在这里让他们的象征秩序运行得太好了。这套话语不再需要回应真实的现实，它靠着空位完成了完美的自洽，一个支撑整个主体/话语结构不至于坍塌的那个独特的结，支撑话语连续运转的“圣症”。 Passio passionis 如果需要一个更“恰当”的标题的话，这就是。 “passio”这个词在现代语言看不出什么崇高。法语/英语的“passion”几乎只剩“激情、爱好”的意思，西班牙语“pasión”也差不多。可它古典和中世纪的核心含义是“被动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passio是与actio相对的一极，指“被作用、承受、接受形式”。比如被切割是passio，被爱也是passio。在基督教神学里，Passio专指基督受难。

我们相信我们能用语言的魔法塑造世界，此处是被刻意融合了不同时态的世界，才能像共同施法、相信自己作为一个材料的位置那样指点江山。

感伤的载体，是只留下痕迹或事件发生后的空位，但这个人已经无法完整地返回其中的东西。

我现在很难区分我的感官享受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因为X所以我应该享受”的刻奇式判断带来的感受。 我的感受本身只有在被命名/描述之后才成立。但我根本不知道我正在体验什么，只有在我给它贴上标签之后，它才变成“某种感受”——但这个标签可能是错的，或者是借来的。我在“回想”感受时浮现的确实是它的本体，而不是现有描述才有体验，可能和我对语言的看法有关。但那就只是个场景。 比如“一只海鸥叼住一条黑色鱼的中段，另一只海鸥在旁边看着它，而那条鱼接连滑落四次最后彻底逃脱”的场景，我“看到”和“回忆”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只是有那种背景似的飘着的兴奋，开始记录/描述它时才感觉有意思，比如这个海鸥技术真差，我真幸运看到海鸥抓鱼，那条鱼也真幸运，我看到这么幸运的鱼也很有意思。 比如看到“一只我不太确定是什么的鸟在树上蹦”，我会望远镜观察，确定其外貌特征和种属、行为特征，总结后认为“这个很有意思”，之后想到“这种观察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应该会带来快乐吧，但我好像不感觉多有意思”。以及出去观鸟时我可能会一直保持说不上来的兴奋状态。 所以这个区分应该一开始就是错的，哪里来的感官享受，这个问题针对的纯粹是认知与叙事享受，也就是我描述出来的那些“经由语言才被意识到和放大的，感官带来的满足”。而那些没描述出来的“飘着的兴奋”，则是我无法识别也难以意识到的感官享受，应该是直接经由感官刺激得出、大部分是纯生理反应的东西。在语言放大前，那些未被意识到、未分化的感官享受也同样存在，也有可能表现得很明显，不过我还注意不到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变化，所以我无法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接下来的言说都是在自定义与赋予它感受，而不是它本身的言说，所以这种未分化的感官享受，我能复现的“场景”，是我很难去享受和意识到我在享受的，没有了直接的身体表达，以及言说，只是一个不带价值的场景信息，很难被享受。 而最开始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很多情感分析是在试图通过他人的视角看“正常人会怎么做”以保证我不会捅出什么惊天大篓子才产生的，我自然会把非理性的感受下意识地归因到某种刻奇式的享受，而不是我自己的分析体系。 最后总结，我有自然的感官享受，而且我大多感官享受都是自然的而非被社会因素、身份唤起的，但是我很难有意识地享受到它和意识到自己享受到它，因为我不会表达它也很难让该场景再次涌现。

为什么能欣赏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的人无法创作出那么好的作品，似乎能理解它们好在哪里，就能把它们再次创作出来。 欣赏是一种接收的状态。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或文学作品时，我们是在体验一个已经完成的整体。那些打动我们的瞬间——一个精妙的隐喻、一道恰到好处的光影——都是创作者从无数可能性中筛选、捕获并固定下来的结果。 而创作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仅要"看见"那些闪光的瞬间，还要在它们转瞬即逝之前将其捕获，并且确定如何展示它们。“理解它们好在哪里”多数只是感觉和理论，而“创作”不仅需要知道它们为什么好，还需要知道“好”在哪里，而这需要经验积累，不仅是素材上和鉴赏上的，还是捕获它们的经验上的。而如何展示这个后处理需要更高的能力，不论是语言游戏还是物质塑造，逼近它必定会经历偏差，而如何减小偏差是欣赏者不具备的。 深渊横亘在理解与智慧之间，将接收的知识与创造的知识分隔开来。一直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没法跨越深渊。你越想“准备好了再跨越”就越跨不过去，越想站在理解的位置上就离“承载”它并呈递它的位置越远。有些东西不能通过理解获得，只能通过成为获得，创作的能力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能力同时需要你放弃自我的理解，成为分裂的、同时具备不同视角的人。最近的高强度写作让我对这种差异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创作过程中，我常常感到疲惫，“看不见”我的作品。而在自发学习与欣赏时，这种盲目感很少出现，因为只需要保持“不同的欣赏和分析”就行，不需要这么全面地看它可能有的每一个灵光，在没有确定的结果时看到本不存在的或者会被盖过的创作可能（欣赏时这个作品已经是确定的结果了）。

可能是平常的秩序正在失效，我们才能向其出现的空隙填充超越性，并且更加注意到可能存在但平时被遮蔽的超越性吧。加上毁灭带来的强烈体验（恐慌、焦虑、平静），就很容易把超越性发扬了。 911 有超越性吗？ 911，你说是那便是，看是在从什么角度，不同人在事件中的位置不同，能不能看到某种“超越性”也完全不同。 大厦倾颓，是不是巴别塔的影响尚在？自以为能通天，能靠自己的物质手段抵达超越性，结果被更超越性而不被尊重的力量打得七零八落，开始新一次的建立。巴别塔的问题不是“向上”，而是“以为路径本身就是通达”。 如果我们现在不得攀升，可不可以毁灭一种攀升途径来让自己更高？ 毁灭是最好的破除拦在超越性上的路径的手段。路径本身就暗含了一种限制性和未完成性，除非“路径”在这里只是表达一种（我的话呢？）元认知。而且“攀升”也暗含了一种对“超越性”的固化认知，认为它是在某个更超越、更高的地方，而不是（我的话又哪里去了？）超越空间概念本身的。真正的“超越性”如果存在，它不在路径终点，而在“路径失效的那一刻”，不再通过任何结构去接近它才可能“共鸣”超越性。 否定作为途径的攀升与复刻神迹得到的攀升是不一样的。 如果从神那边看，巴别塔的坍塌不是否定，而是拒绝。我们的复刻神迹，不论是巴别塔的建立还是巴别塔的倒塌都是在靠模仿试图让自己取代“上帝”，或者被“上帝”取代。所以这样的“容器”能取得超越性吗，它——我们——真的能“感受到”超越性或者让超越性“感受到”我们或者让它降临吗？它不能。除非容器本身不再是容器。

人们通常把记忆当作一种保存。 仿佛过去被妥善封存，只等在需要的时候被调取、被确认、被使用。 但它更像一种缓慢而持续的改写。不是过去留在我们之中，而是过去不断侵入现在，篡改我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理解。“It’s not even past.” 人活在被记忆解释过的当下。 有些记忆尤其如此。它们不会沉淀，也不会变形。 它们像窒息时的恍惚——不是缺氧本身，而是大脑开始用幻觉替代现实。 你以为你在回忆，实际上你在重构；你以为你在理解现在，实际上你在重复过去。 于是问题出现了。当一种经验无法被现有的语言、秩序与价值体系容纳时，它会发生什么？ 社会给出的答案通常很明确： 遗忘，或者原谅。 遗忘可以让一切回到可控的状态，原谅可以让叙事重新闭合。 它们的作用是让痛苦重新变得可以被解释。一旦可以被解释，它就不再构成威胁。 因此，原谅往往被称为一种美德。 它意味着你接受了某种解释方式，接受了某种排列好的因果关系，接受了某种已经被承认的价值结构。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经验都愿意被解释。有些记忆一旦被纳入既有叙事，就等同于被篡改。 它们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现有秩序无法解释它们。在这种情况下，遗忘并不是消失， 而是一次改写。 If you want me to forgive, why can’t anyone feel my hurt? 于是复仇才变得可以理解。 复仇并不首先指向他人。 它首先指向的是一种拒绝，拒绝让自己的经验被现有秩序消解， 拒绝让自己的记忆被重写为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暴力总是被迅速否定。 人们反对它，不只是因为它造成伤害， 更多的，而是因为它会撕开一个空隙。在那个空隙里，原有的价值判断不再自动成立。 善恶不再依附于既定秩序，而需要被重新承担。这对大部分人而言是一种危险，是未知而不可控的危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逐渐在形式上成为你曾经厌恶的那种存在。 暴力的结构会反过来塑造你，侵蚀你，让你在行动方式上与它同构。这种风险无法被消除。也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拒绝了顺着现有秩序，而是选择了不一定那么好的逆向，以及更好的重构。它的可能性被用来证明： 暴力不应被使用。 但这只是在维持现有秩序本身是优先的这个前提下成立。 问题从来不在于暴力是否正当。问题在于： 当一个价值体系无法承载某种经验时，它是否仍然有资格规定什么是正当。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切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代价。不行动，有代价。 行动，也有代价。大多数人承担的是另一种代价：他们承担“不去承担”的代价。 他们让记忆被改写，让经验被解释，让自身重新嵌入一个可以运转的结构之中。 他们维持了秩序，同时也放弃了某些无法被保留的部分。 这并不是错误。 但它是一种选择。 我更倾向于另一种选择。 如果记忆会持续改写现在，那么要求遗忘，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再建构。 接受遗忘，就是接受一种被安排好的现在。而拒绝遗忘，就意味着拒绝这种安排。这并不自动导向暴力。 但它会不可避免地逼近行动。因为一旦你不再接受既有解释，你就必须为新的解释承担形式。 而这种承担，往往不会是温和的。而行动本身，往往就因为它被实施而具有暴力的色彩因而遭到同样的拒斥。 你不会被某个理念遗忘。你最多只是离开它，把它的一部分带走，嵌入到另一个体系里。 所谓遗忘，往往只是改名。同样，你也不会毫无损失地放弃一段记忆。 你只是把它转移，让它在别处继续起作用。 所有人都会承担代价。不同的是，大多数人承担的是不去承担的代价。 他们避免了冲突，也避免了自身的断裂，他们遗忘了自己，把自己放进又一个理念之中。而我更愿意承担另一种代价，行动的代价，改变的代价，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自我侵蚀。在没有最终正当性的情况下，仍然承认来源于主观的选择，并承担选择的代价。

我的感受是“共情”和抽象能力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我能“看到”，所以在看到时自然就会为了解决“共情”察觉的问题而用模仿找更贴近当事人的解决方法。 认知共情很简单，设身处地分析对象知道的信息与思维方式、可能的经验会带来什么。 抽象能力，就是“要倾听别人说话”而不是“要听老师说话”这样的。“这个人是怎么运作的”相比“这个人怎么说话”更容易察觉，而命运石之门、JoJo 的奇妙冒险之类作品里的戏剧化表达，李箱的存在认知与生活方式……都很容易模仿与调用。 和“一无所有”以及被 Masking 取代不同，我似乎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自我”。真有意思，我是觉得没有独一稳定的自我“存在”的，只有认知过程。“既然是过程，那就没有一个‘我’在里面”，而这个“我”实际上就是过程。 但你没有一个机制是：“即使我可以继续，我也选择不继续” 这个问题别的地方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