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社总群，2026-08-07 17:55 登楼：为什么西方神秘传说里面癞蛤蟆占据很容易就会出现的地位 我将按照“时间顺序”回应： 水与生殖崇拜。蟾蜍与青蛙因其水陆两栖的特性、从蝌蚪到成虫的变态发育过程，以及极强的繁殖能力，被视为生命周期、复苏与水元素的象征。 恶魔学：蟾蜍因生活在阴暗潮湿处、外表斑驳丑陋，被基督教神学逻辑顺理成章地归入恶魔学体系，成为贪婪、丑恶与地狱的象征。你不能指望十灾中的第二灾有什么好名声。 蟾蜍自己的努力：它的毒素经常被女巫，炼金术士拿来入药或者整活。比如，《女巫之锤》明确将蟾蜍归为女巫进行黑魔法仪式、调制飞翔膏药的重要媒介与魔宠。更体面的证据自己找。 炼金小传说：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民间与炼金术界盛行一种名为“蟾蜍石”的神秘传说，认为老蟾蜍的头部藏有一颗能够抵御和检测剧毒的宝石。 模因泉：蟾蜍符号在长期的文化生产中完成了模因沉淀与规模效应，越来越多越来越稳定。
人民日报原文 人工智能飞速迭代，技术更新速度远超语言规范的完善节奏。当下，大量人工智能相关英文术语未经本土化转化，便直接涌入公共传播、日常交流等场景，字母缩写频繁替代汉语表达。这不仅改变着大众的语言习惯，更暗藏科技话语权旁落、母语体系被消解的深层危机，守住母语根基、规范科技语言已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课题。 汉语历来开放包容，过往“电脑”“互联网”等外来概念的本土化译名，精准贴合汉语表意逻辑，深度融入民族语言体系。但如今Token、Agent、LLM等英文符号大量出现，仅作为单纯符号存在，不具备汉语形音义统一的特质，既无法望文知义，也缺乏文化底蕴。这些无内核的术语频繁出现在教材、政策、媒体内容中，不断挤压汉语的表意空间，不仅抬高了大众理解前沿科技的门槛，加剧数字鸿沟，也逐步侵蚀汉语体系的完整性与传承性。 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自主科技话语体系的缺失。语言塑造思维，长期依附外来术语、照搬西方语言逻辑，会让我们的科技认知局限于既定框架中，难以孕育贴合中国实践的原创科技理论。术语是科技叙事的基础单元，若核心概念的定义权、阐释权始终掌握在他人手中，中国特色科技话语体系便无从建立。这种认知层面的依附，比技术差距更隐蔽，也更影响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长远发展。 规范科技术语绝非排斥开放，而是构建分层有序的语言使用体系。国际学术交流、跨国合作中保留英文原词，是适配全球沟通的高效选择；但在国内公共传播、教育教学、政策普及等通用场景，必须大力推广“词元”“智能体”等标准中文译名。兼顾对外开放与本土规范，才能让前沿科技真正走进大众，实现科技红利全民共享。 守护母语根基、培育健康科技语言生态，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相关部门需优化术语审定机制，缩短规范译名与技术迭代的时差；媒体、科技企业应主动践行规范表达；高校科研院所率先示范，引导青年树立母语自觉。全社会共同践行本土化术语表达，方能筑牢语言防线。 语言为科技载道，文化为发展立根。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发展，贵在守正创新、兼容并蓄。坚守汉语文化根基，做好科技术语本土化转化，既能守护千年语言文脉，更能构建自主的科技认知与叙事体系。唯有筑牢母语根基、掌握话语主动权，我们才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技术突破与文化自信的双向赋能，助力科技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责编：赵春晓、付龙) 我的回应 符号学上，“无内核”不成立 索绪尔说，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二者关系是任意的。Token、Agent、LLM 都是完整的符号，不是空洞字母。 LLM 的所指是“large language model”，有明确技术内涵； Agent 在 AI 领域指“能感知环境、决策并行动的系统”，也有明确所指； Token 在 NLP 里指“文本切分出来的基本单位”，同样有定义。 它看起来“没有内核”，是因为很多读者不懂英语，能指不能激活所指。这是读者语言能力问题，不是符号本身的问题。文章把“我不认识”说成“它没有”，是典型的认识误置，同时说明作者可能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得有点抱歉，Agent, large, language, model, token 这种词可能都是死记硬背的，没有理解不同语言中的能指的关系，以为它们都是凭空（甚至更糟，从《永乐大典》里）蹦出来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不是翻译的行为，而是字典。 这背后还有一种朴素唯实论：好像“智能体”三个汉字能直接抓住概念本质，而 Agent 只是一个无法理解、没有来源的符号。可名称本来就是约定。况且 Agent 来自拉丁语 agere（推动、行动），Token 来自古英语 tacen（符号、征兆），论文化底蕴并不差。反倒是“智能体”这种新造词，字面意思还会骗人：很多 agent 并没有“智能”，只是自动程序。 翻译的正确理由：让更多人看懂 AI 已经是全民性技术。一个没有受过英语教育的普通人看到 “Agent”“LLM”，只能把它们当黑话或专有名词，无法望文生义。所以公共传播、教材、政策里应该提供中文译名，这是知识平权问题，不是“英文符号腐蚀汉语”的问题。 教材里如果出现 Token 不给注释，那是教材编写问题；如果改成“词元”却不好好解释，读者照样不懂。说“这些词没有实际内核所以架空了教材”，完全是把责任推给英文符号——真正的问题是“不翻译、不解释”。 Agent 目前的通用翻译“智能体”，以及 Token 的通用翻译“词元”作为传播名称完全没有问题，即使在其技术定义上会与自己的定义冲突，但并不妨碍知道其定义的人，理解“词元”“token”是在指什么。这就是我说过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不是翻译的行为，而是字典。 “挤压汉语表意空间”是伪命题 语言不是有限容器，外来词不会真的挤占掉原有表达。 汉语历史上吸收了大量外来词：“咖啡”“沙发”是纯音译，也不“望文知义”，但没人觉得它们危害汉语。DNA、CPU、GDP 天天出现在官方表达里，也没见汉语被“消解”。 你既可以说“大语言模型”，也可以说 LLM，这是双语/多语社会的常态。 文章说的“不断挤压”“逐步侵蚀”，只是修辞，不是语言学规律。 “语言塑造思维”被用成了弱智版沃尔夫假说 语言会影响思维习惯，但不决定思维。如果用了外来词就等于“认知依附”，那日本大量使用英语借词，科学照样做得好；中国科学家天天读英文论文、用英文写作，也没都变成西方思想的奴隶。 原创科技理论靠的是概念突破、实验验证、共同体认可，不是靠术语表里没有外来词。把“科技自立”绑在“翻译外来词”上，是拿文字清洁运动代替真正的科研努力。 “科技话语权”不是翻译能给的 翻译“Agent”为“智能体”，只是把一个外来概念搬进来，概念的定义权、解释权、评价权仍然在别人手里。真正的话语权来自：你做出别人绕不开的研究，提出原创概念，然后让世界来翻译、引用你的中文术语。文章把术语说成“科技叙事的基础单元”，是倒果为因。 它的意识形态机制：制造“语言防线” 这篇文章的修辞很典型：把英文词描述成“涌入”“挤压”“侵蚀”“旁落”“防线”，把汉语想象成一个纯正完整的有机体，再把外来代码说成污染。这是十九世纪语言民族主义的经典话术。 问题在于，语言从来不是纯正的。英语本身一半词汇来自法语和拉丁语，但英语没有因此死掉。把术语问题上升到“母语根基”“文化自信”，只是为了让你相信一个伪危机，然后支持一种本质主义的语言管控。 它的意识形态本意：就不是好的和有效的 文章反复使用“涌入”“侵蚀”“防线”等军事化词汇，其意识形态的底层动机是建立一种对语言和信息入口的审查权与定义权。 将“外来科技术语的自然传播”强行定性为对“母语安全的威胁”，本质上是为后续行政力量无节制干预学术表达、科普出版和公共讨论铺路。当一个技术词汇的中文译名需要“相关部门审定”才能使用时，最先被牺牲的不是所谓的“西方霸权”，而是本土科研人员和公众获取、交流最新科技信息的时效性与自由度。 同时，就像 1,2 中提到过的那样，问题在“字典”而非“翻译”，没有成体系的“字典”你叫什么都没法让人知道它们的所指，理解它们（这几个词，以及它们的所指）该怎么用、有什么关系（词元对智能体有什么作用，词元是充值界面那个数吗）。教育资源不公、科普失职、教材编排不成体系（不以学科内部基础方法、概念，以及研究逻辑组织）、搜索信息难以找到权威信源和专业解答的问题，“字典”的问题，被解释为了“翻译”的问题——没提这些“字典”的问题在这里不是因为这不是那篇文章的重点，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以“翻译”的体系重新书写了。 ...
Salvete, hospites. Haec est Bibliotheca. Ego sum Angela, rectrix et bibliothecaria. Hīc omnia, quae cupitis, obtinēbitis; sed rem pretiōsissimam āmittere potestis. Ergo, liber tuus inveniatur. 我今日份的练习还考虑过这位AI的性数格该怎么处理，不过好在包括Angela自己在内所有人都觉得Angela是女性，所以我不用处理这个问题了。 在拉丁语里，名词的“语法性别”（genus grammaticum）和“自然性别”（sexus naturalis）之间有条弹性极大的缝。 几乎所有表示“人”的职业名词都会随对象的自然性别变化词尾： scriptor（男作家）/ scriptrix（女作家） rex（国王）/ regina（女王） minister（男仆）/ ministra（女仆） 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抽象概念或非人实体被拟人化时，语法性别往往取决于该词本身的词性，而非真实性别。比如： veritas（真理）——阴性，哪怕你想象一个真理爷爷也是阴性词尾。 honor（荣誉）——阳性，哪怕你把它画成一个女神也是阳性词尾。 那如果Angela不是“人”，而是“图书馆的拟人化实体”呢？从语法上说，她完全可以被处理成中性（id quod Angela est，即“那个被称为安吉拉的‘东西’”），然后所有修饰她的形容词都用中性：Angela illud mirabile est（安吉拉是那个奇妙的“它”）。 但问题来了——她的名字本身就是“Angela”，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性名词（来自希腊语 ἄγγελος 的女性化形式，意为“女信使/女天使”）。你不可能把一个名字是阴性的人（哪怕她只是一个机器人）强行写成中性，除非你刻意营造一种“她不是人”的疏离感。 在 Angela 这里，所有代词、所有修饰性形容词，都已经被“她”这个名字和所有人对“她”的自然性别认同决定了语法性别。这是拉丁语里最省心的情况——自然性别和语法性别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冲突。 那如果是废墟图书馆里的食指四人组呢？ 以斯帖，女名（显而易见），但废墟图书馆里处理成了一位男性代行者；格洛丽亚，除了大脑是原装的外全身都是机械义体，设定集上性别是问号；阳，非常漂亮的美少年，看起来像女孩（下图第二张 CG 中白毛黑挑染的就是他）；只有休伯特从任何层面都没有性别（被）认知障碍，是个纯男性。 先看以斯帖： Esther 是一个希伯来语借词，在拉丁语《圣经》中通常被当作阴性名词处理（因为指女性），它不变格（indeclinabile），但所有修饰它的形容词都会用阴性形式。 废墟图书馆里这位 Esther 是男性，我们在提到他时，一般遵循自然性别优先的原则： 也就是依旧用阳性。Esther, qui est executor, severus est. （代行者以斯帖是严厉的。）至于这个名字？呃，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吧。反正关系代词 qui（阳性）与表语形容词 severus（阳性）已经强行把整个句子的语义锚定在“自然性别为男”上了。 因为我们这位 Esther 是男性，所以我们需要用阳性的修饰语，而不是按照他的名字使用阴性修饰语。 名字是女人的，人是男人的，这就像我们称教会为新娘（sponsa，阴性），但教会的首脑却是男教皇。语法不过是外衣，穿上去合不合身，全看你想怎么定义自己。 类似的另一种情况，语法变格法和自然性别不一致，按照自然性别处理其修饰语的性别：达米安对希尔德布兰德的称呼 “sancto Satanae meo"中，Satanae 是典型的阴性第一变格法与格词尾-ae，而 sancto, meo 有着典型阳性第二变格法与格词尾-o，但他没变错。 因为Satanas（撒旦）是一个“语法第一变格法、但自然性别为阳性”的名词。它从希腊语 Σατανᾶς 借入，变格遵循第一变格法（词尾像阴性，比如 -ae），但因为指代对象是男性/雄性恶魔，它的自然性别是阳性（Masculinum）。 修饰 Satanas 的形容词（sanctus 和 meus）必须跟随它的自然性别（阳性）和句中语法格（与格）。因此，sanctus 变阳性单数与格得到 sancto，meus 变阳性单数与格得到 meo，而 Satanas 变第一变格法与格得到 Satanae。 总之，在有“自然性别”的前提，当专有名词本身的“语法变格模式”与“所指对象的自然性别”发生冲突时，修饰该名词的形容词、代词、关系词一律服从自然性别。 之后是格洛丽亚： Gloria 是一个标准的阴性名词（意为“荣耀”），在语法上没有任何歧义。但她的“性别一栏填的问号”意味着：你选择用什么词尾描述她，其实是你自己在替她声明身份。 方案A（尊重设定 = 刻意保持模糊）：用中性。拉丁语里中性名词（如 corpus 身体，membrum 肢体）可以暗示“非人类实体”或“存在状态不确定”。如 Gloria altum est. 这里使用了中性形容词修饰她，但这会抹掉她作为“拥有大脑（灵魂？）”的那一面。 方案B（强调她仍有意识 = 保留阴性）：既然她的大脑是“原装”的，而拉丁语里 anima（灵魂）是阴性，mens（心智）也是阴性，你可以顺水推舟：Gloria, cuius corpus machina est sed anima feminea, …（格洛丽亚，其身体是机械，但灵魂是女性的，……）——这样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用阴性形容词形容她，相当于说：“她的肉身可以是不确定的，但她的心智/灵魂是阴性。” 一般选择方案 B，因为在拉丁语中，如果没有确凿的生理男性证据，且该人使用一个标准的阴性专有名词（Gloria，第一变格法阴性），语法会自动将阴性作为默认选择。在拉丁文学中，甚至有把“拟人化概念”（如 Roma 罗马城、Natura 自然）直接作为阴性主语处理的习惯。 之后是阳： 典中典美少年。正常用阳性。 你说你看不出来？可以用一个古典拉丁语里专指“雌雄莫辨美少年”的词：Androgynus（阴阳人/双性人——这是一个阳性名词，因为指称对象为男性）。你还有专门的形容词修饰，比如 effeminatus（具有女性气质的）或 virgineus（像少女一样的）。 当然你要是真看不出来：如果你看到阳的第一眼，处于一种“太漂亮了/太不真实了，以至于分不清男女”的状态，你可以直接使用中性。如果你第一眼觉得“这个女孩太漂亮了”，那就用阴性。如果你只是想记录下你见到了个漂亮的食指传令员，没工夫管这个能一秒内把你砍成肉酱的美人到底什么性别，那么，在拉丁语习惯中，如果不确定一个专有名词或第三人称的真实性别，阳性被用作语法上的“默认通用性”。 那如果是扭曲后的阳 rnfmabj 呢？ 接下来，我将邀请我们的向导，维吉尔发言：当人们面对超出自然秩序、打破性别与人类范畴的诡异存在时，首选词汇就是 monstrum ，中性第二变格法名词，源自 monstrare，意为“预兆、违背自然的怪异现象、奇观”。 但丁：嘀嗒嘀嗒。 浮士德：其在解释，中世纪教会拉丁语中，monstrum 常用来形容扭曲的恶魔或违背神圣秩序的造物。这与“扭曲”的本质相似，可以用来形容它。 维吉尔：在拉丁语语法中，所有无法按照罗马字母六大变格法进行词尾变化的“外来乱码/异域怪词”，默认全部归类为“不变格中性名词”（Nomen indeclinabile neutrum）。比如这个 rnfmabj，我们不需要变化它的词尾，所有修饰它的词统一使用中性即可。 休伯特完全没有争议，跳过。 开始 │ ▼ 该实体是否有明确的自然性别（生理/自我认同）？ │ ├── 是 ──→ 按自然性别选择性数格（阳性/阴性） │ （例如：以斯帖 → 阳性，尽管名字是阴性） │ └── 否 ──→ 该实体是否有明确的拉丁语名字且该名字有固定语法性别？ │ ├── 是 ──→ 按名字的语法性别处理 │ （例如：格洛丽亚 → 阴性，保留） │ └── 否 ──→ 该实体是否仍具有“人格/意识”？ │ ├── 是 ──→ 使用中性（neuter）以表示“非人但有心智” │ （例如：Angela 如果强行中性化） │ └── 否 ──→ 或该实体是否完全超出范畴（如rnfmabj）？ │ └── 是 ──→ 使用中性 + 描述词如 monstrum （例如：rnfmabj illud monstrum est） 如上图所示。另外，对于复杂的性别认同、跨性别、非二元性别情况，古典拉丁语也有解决方案： ...
引发痛苦的看起来是同样被引发的痛苦，那么被引发的痛苦是痛苦的来源 标题看起来很难懂就对了，因为这个标题本来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那种只需要接受，不需要批判的“事件”（在此采用类似德里达对事件的看法）的体现。 实际情况是：当一个引发痛苦的行为（A）被言说时，如果它用更自洽的话语言说自己，它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痛苦的，且“其引发的痛苦”（B）被认为是在促进它的痛苦和导致它的反应：B 已经有实际案例，且在联想中可被想到的后果，促成了 A，且仍在通过持续言说 B 和 A 的关系单方面地塑造 A。 这个快照的起因是有人认为高中那些明面上大搞优绩主义，扰乱课堂纪律，用小团体互相吹捧、恶意玩笑/外号/造谣/故意起哄/拒绝接触其他人维持自己对自己和圈子内成员成绩的认可，私下里各卷各的的人，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没有纯粹作恶的意图和不要这样的教导——那些觉得他们伤害自己或者这样做得不对的人太过苛责，或者认为批评这些人的家伙没“抓住主要矛盾”。 一、自恋投射：将加害者移置为受害者的自我保全 这套辩护话语里，自恋投射的运作至少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来自小团体本身。他们在班级空间内通过贬低他人、制造等级来维持一种自恋性的优绩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极其脆弱——因为它并非来自真正的自信，而是依赖于将自身无法接受的“平庸焦虑”投射到外部靶标（“那些被排挤的人就是不行”）。一旦被批评，他们的自恋就会受到威胁。此时，最经济的防御手段就是把自身整体投射进“受害者”的位置：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这个唯分数的系统逼的”。这样，他们就从主动的羞辱者，摇身变为系统的牺牲品，而原本被他们伤害的同学，则被放在了“不理解系统之苦、反而加害于他们”的位置上。 第二层，来自辩护者（可能是旁观者或同在系统内的人）。辩护者之所以强烈主张“他们也是受害者”，往往是因为辩护者自身也认同或参与过类似的小团体结构，或是同样依赖“优绩受害者”叙事作为自己的心理缓冲。当被排挤者的痛苦被言说出来时，辩护者感受到了自身类似的、未被哀悼的自恋伤痛（同样被系统碾压），于是通过投射，将自己那种不能直接承受的“我可能也曾是加害者”的罪疚感，转移到“系统”这个更大的责任体上。于是，“抓住主要矛盾”就成了一句咒语：它把一切具体的、人际间的不义，都翻译成每个人都受压迫的共同叙事，从而让辩护者既获得了道德上的清醒感，又不必面对自己或同类对他人造成的真实伤害。 在这个双重投射的结构里，被引发的痛苦B（被排挤者的伤害）被系统性地降格为“不识大体”的情绪；而辩护者所体验到的对系统的痛苦B′，则被单方面塞给了A，把A塑造成一个不必负责的副产品。 二、德里达的书写：增补链如何生产出一个“始终已是受害者”的A 用德里达的眼光看，辩护话语从头到尾是一个书写运动——它在不断增补原初事件，以至于原初事件（那些外号、起哄、排挤行为）的暴力性被无限延迟和替代。 在每一次复述中，辩护话语都会添加（增补）一个解释项：“他们也是被逼的”“他们私下承受的压力你看不到”“整个系统才是问题”。这些增补并不只是附加的注脚，它们直接在改写事件本身的意义。于是一个痕迹链被建立：原初的“起哄”被标记为“压力宣泄”，原初的“排挤”被标记为“无意识的抱团取暖”，原初的“嘲讽”被标记为“竞争异化的症状”。通过反复书写，这套符号自行增殖，最终产生一种极其自洽的叙事：这群人从头至尾都在受苦，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所为”，只是压迫结构的代偿表现。 最关键的是，这种书写运动巧妙地将自己的书写性抹去了。辩护者往往声称自己只是在“看清本质”，在“抓住主要矛盾”。他们不认为自己在进行一种解读活动，而是认为自己在揭示唯一真实。这样一来，被引发的那批痛苦（B）在叙事中就变得没有本源的对应物——因为A已经被书写成一个没有加害意志、只是在响应结构的主体，于是B就变得“无理”且需要被纠正。痛苦被引发之后，正是通过书写的增补，痛苦反而成为了指责痛苦者本人的理由。 三、利奥塔的异识：受害者的位置被夺走，损害变得不可呈述 利奥塔的异识意味着：当弱者受到损害，却被迫用强者的话语规则来证明这个损害时，损害本身就会消失。在这个例子里，存在两种话语规则的冲突： 话语规则1（被排挤者）：我想要呈现的损害是，那些具体的嘲笑、起哄、小团体故意不跟我一起，使我感到羞耻和孤立。这些行为是真实发生的，它们对我造成了直接的伤害。 话语规则2（辩护者）：真正有效的伤害只有“系统的结构性压迫”。所有的个体行为，都只有在被这一结构解释之后，才具有讨论的意义。你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你的感受只是对现象的主观反应，不应该成为道德指向的依据。 辩护话语强制要求被排挤者把自己的损害翻译成“系统压迫”的语言，否则就不被承认为有效的申诉。在这种翻译中，具体的人际伤害被抽象化、消解掉了——那个当众给你起外号的场景，现在变成了“结构异化的一个无意识瞬间”；那个故意不与你接触的冷漠，变成了“他们也被系统扭曲了主体间性”。于是，被排挤者的异识被压制，他们的痛苦失去了独有的面貌，成为一套现成叙事中的一个例证。 在这种翻译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位置被夺走，并被安置到了加害者身上。因为“结构压迫”的执行者是体系，而体系没有面孔，那么最能代言这种痛苦的，便是那些“直接承载结构压力又在反抗中犯错”的小团体。他们被话语塑造成了更纯粹的受害者：既承受着系统的暴力，又承受着“不懂他们的”受害者的道德指责。于是，被引发的痛苦（B）不仅不被承认，反而被视为进一步伤害那些“真正受害者”的论据。 这正是利奥塔所说的：在异识中，受害者如果使用对方的话语来呈述自己的损害，就会变成不再是受害者。在这里，当被排挤者被迫接受“抓住主要矛盾”的话语规则时，他们就连自己的痛苦都无法言说，因为一开口，说出来的已经是辩护者愿意听到的“对结构的控诉”，而自身的具体遭遇就消失在话语的夹缝里。 四、宏大叙事：作为不被书写的空缺在场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里说的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而不是“宏大叙事已经彻底消失”。更准确地说，宏大叙事失去的，是它直接以真理面貌现身、要求所有人服从的合法性。它变成了一个不能被写出来、却要求一切局部叙事都围着它转的位置，一个德里达的空位的展示。A 之所以被塑造成“始终已是受害者”，B 之所以被改写为“对受害者的再次加害”，是因为整个话语都在围绕一个不被书写的空位不断言说、不断解释、不断延迟，空位永远不被写出来，A 和 B 的能指链永远不自指，所以空位、以及 B 试图指认的永远不能被指认。 崇高感来自不可呈现之物的显现。但当不可呈现的是一个空位时，这种崇高就变成了一种 superbia，自我把自身的判断提升到一个不再需要被更高标准衡量的位置。“你们只看见具体的 A，而我看得见使 A 成为可能的总体”，于是“我承认我无法呈现系统”的谦卑，被偷换成“我能以不可呈现者为对象发言”的傲慢，以及不承认那些书写之外存在“事件”——无法被“在系统中压迫-被压迫”这类不得不以二元对立形式书写的话语收编的异质性残余，以及更不这么“真空中的球形鸡”的，在书写中因不被书写或被抹去而被认为与空位无异的事件进而在书写中收编以论证另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书写自身的异质性残余——的傲慢。 如果更倾向于拉康精神分析的话，圣症。注意这里的问题不是父之名缺失，象征秩序出现困难。空位，你所认为、在实在界见证的那个父之名，在这里让他们的象征秩序运行得太好了。这套话语不再需要回应真实的现实，它靠着空位完成了完美的自洽，一个支撑整个主体/话语结构不至于坍塌的那个独特的结，支撑话语连续运转的“圣症”。 Passio passionis 如果需要一个更“恰当”的标题的话，这就是。 “passio”这个词在现代语言看不出什么崇高。法语/英语的“passion”几乎只剩“激情、爱好”的意思，西班牙语“pasión”也差不多。可它古典和中世纪的核心含义是“被动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passio是与actio相对的一极，指“被作用、承受、接受形式”。比如被切割是passio，被爱也是passio。在基督教神学里，Passio专指基督受难。
是的，其实是有关菲尔兹奖 有关中国二位。我还是按姓名首字母顺序排。 首先是邓煜。妈的这堆报道一口一个 X 神搞得我以为我死在了那个小团体互吹的高中，在圈子里的就是 X 神，到处拿出去说。哈，“我们圈里又出了一个”“你看他也没反对”“享受怎么了，我们就是敢这么说啊”“因为数学是唯一一个不会被埋没的学科，你会就是会”——多新鲜啊，什么时候数学这么耗脑力、国内这么看竞赛和自己圈子的能只看你有没有天赋，其他的家境、周边人看法、自己心态、去了哪里上学一概不重要了？ 其次是王虹。妈的这口吻更熟悉了，“这是我们的骄傲你看她不用管不用帮都这么厉害，这说明我们教得好找到好苗子了，希望她能成为榜样（隐含的滚回来帮忙）”。她说北大 discourage 太客气了，disgusting 都不一定够形容，也许得用 despicable。因为这个只筛选，只看自己看中了哪个样子的/已经有资源的，不培养，还靠着阿伦特亦有记载的那种冷漠装作自己是在理性选择或者维持功利伦理——所以我选了这个词。 另外有关两个人在国外的访谈/QA，或者别人的致辞到国内都有删改这事也是挺逆天的。 邓煜在北大数院的专访里被问到“该不该出国深造、长期发展选海外还是回国”，他回答大意是：没有统一标准，条件允许的话学术生涯最好有一段完整的海外经历，亲身感受不同学术生态，最终哪里任职都行，关键是土壤适合深耕真问题。北大校级官微转载时把这整组问答删了。既想吃高等教育资源和家庭背景带来的成绩，又不想吃民族主义和阶级矛盾可能因此产生的“你们宣传什么玩意、可执行吗符合中国最牛逼民族自信吗就说”的攻击。 马克龙给王虹的致电后半段说她是年轻女孩的榜样，以及强调法国培养、Choose France for Science。国内报道有的完整，有的只留“干得好”“法国骄傲”的部分，把“女孩榜样”或法国吸引力的话压掉，然后继续报道时“这个广西姑娘”。既想要装作自己能熟练使用强化自身式的女性主义话语，又在真要到了平平无奇最适合搞女性主义的地方开始删改。 然后那些互吹着 X 神的学生还是在互吹互相觉得自己会比邓煜更厉害有更高大上或者被追捧的爱好和更自然而然的成长环境，那些没有得到帮助被搞得 self-loathing 的还是被指责是你不够坚强做得不够好没找到好环境。
0. “宗教的核心就是创造一组在某层面上优于其他的概念对立，并以此形成其理论、文化，通过这种高级的认同凝聚并管理信徒，它的合法性来自共同体本身”，刚发现我是在中间才想起来总结下图中观点严谨表述后应该是在说什么。 1.宗教会“产生群体边界”不代表宗教的目的就是“产生群体边界” 1.1 一神教体系更可能以高等-低等，或者说被拣选/有效/……-不被拣选/无效/……构建，如犹太教；但是基督教的构建仍然是以伦理而非构建一套划分群体的伦理为核心的。 1.1.1 即使犹太教如此，被拣选也不是为了形成身份认同，而是为了义务。身份来自神学，而不是神学来自身份。 1.1.2 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伦理”不代表这仍然是为了形成身份认同才被提出的（我们做好事、我们包容好撒玛利亚人-我们能容忍你们-我们更好）。 1.2. 有关多神教 1.2.1. 多神教根本没有唯一正确身份。 1.2.2. 多神教的冲突来自政治义务，而不是宗教身份。 1.3 有关群体边界的产生：群体边界更像一种制度运行的社会后果，而不是宗教定义中的必要条件。共同体确实存在，但不能反推出共同体是该事物存在的目的。 2. 异端问题：用这个模型可以把不信者解释为非苹果/安卓的，但是不能直接套在异端这种“开除苹果籍”的上面。 2.1. 如果宗教的底层逻辑只是划分"苹果人"与"安卓人"，那么最危险的应当永远是不属于苹果的人。 2.2. 宗教的边界（正统与异端）是高度动态的、充满了激烈的神学辩论与政治妥协。这完全不同于苹果系统那种“由商业公司在后台一行代码决定谁是正统”的闭源结构。 2.3. 共同体的合法性来自真理，“谁继承了真正的启示”是它衍生的宗教问题。真正优先的问题始终是真理、传统和正统，而不是身份标签，或者某个概念的价值。 2.3.1. 后者在唯名论相关问题中亦有记载，不过即使我们不看那么远，接下来我们以拉丁基督教为例—— 2.3.1.1. 让我们回到奥古斯丁：什么是真正的教会？ 2.3.1.1.1. Donatist Controversy：教会的圣洁性不取决于神职人员的个人身份，而取决于圣事本身的客观神圣性。在终末审判之前，教会必然是一个“混杂的身体（Corpus permixtum）”，麦子和稗子长在一起，信徒的身份边界在人世间从来不是清澈分明的。注意这里讨论的不是身份，不是什么是圣洁，而是有效性。 2.3.1.1.2 图中对宗教组织方式，及教徒的划分方式的定义，就违背了多纳图问题。图中的模型始终在讨论身份（identity）如何形成，而拉丁基督教的大量核心争论首先讨论的是有效性（validity）如何成立。身份边界固然存在，但它来自对于有效性的理解，而不是反过来。 2.3.1.1.3 我需要指明，“有效性”问题不意味着，“宗教是一个社会标签，有效性问题就是以它为名号的组织如何内部‘提纯’和维稳的合法性基础”。 2.3.1.1.3.1. 首先，有效性的指向是超验的，而非社会学的。在奥古斯丁的论述中，圣事的有效性（如洗礼、圣体圣事）直接关乎信徒灵魂的得救与神圣恩典的流淌，它的锚定点在天国，不在罗马的教区办公室。它可以用来为政治问题，也就是“如果这帮不纯洁的神职人员都被我们开除了，那觉得‘我们信了个毛线，我们死去的亲人怎么办、我们的洗礼婚礼都有没有效的平信徒’会不会——那反了/退出得了”提供解决方案也就是可以不解决，但其成因，是超验性（并非社会学基础认知，而是指“超越性”）的“圣事有效性不取决于世俗政治、人物，只取决于圣事本身，因为圣事本身就是让恩典降临的仪式”。 2.3.1.1.3.2. 奥古斯丁的解决方案恰恰是“反提纯”的。他提出的“混杂的身体”在本质上构成了对任何“政治提纯”的永恒否决。他宣告，在终末到来之前，人世间的教会组织注定是麦稗混杂的，人类没有任何技术和权力去提前划清那条绝对纯洁的组织边界。 2.3.1.1.3.3. 结论： 有效性问题非但不是组织提纯的合法性基础，反而是对“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在人间确立清澈边界”这一政治冲动的神学刹车。它向所有人宣告：真理的有效性超越组织的纯洁性。这与图中那种依靠划定清澈边界来维持身份的“苹果/安卓”模型，有着根本性的逻辑断裂。 2.3.1.2. 觉得跑太远的话那格列高利改革： 2.3.1.2.1. 格列高利改革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谁有资格任命主教。教会权威来自哪里？谁有资格代表真正的教会？ 2.3.1.2.2. 宗教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区分出一个更高、更“超越性”的概念及围绕它的群体。接下来我将引用彼得·达米安将自我鞭笞作为普遍修行纪律推广开的事例，并将卡西诺山接受该“传统”为重点讲解部分（因为作为本笃会大本营，他们怎么做对当时宗教环境有重大影响）： 首先，请注意，他讨论的是苦修和补赎，不是 SM。叠甲完毕，进入正文。他从 Fonte Avellana 修道院的同工了解到、假定并相信自我鞭笞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详见 Howe 的论文 Voluntary Ascetic Flagellation: From Local to Learned Traditions），并通过赞美自我鞭笞者、神学修辞与论证、以及自己的实践推广，将其以“恢复传统”的名义送进卡西诺山，并传播到更广泛的修道院、贵族、平信徒群体中。Letter 161 展示了他如何向卡西诺山证明恢复每周五公开裸体鞭笞的必要性： ...
现象概述 睡眠剥夺性轻躁狂（sleep deprivation-induced hypomania）是一组在急性或部分睡眠剥夺后出现的、类似轻躁狂的行为与情绪状态。其典型表现包括： 睡眠需求显著减少：连续数日仅睡2-4小时却不感到困倦 精力与活动量增加： hyperactivity，表现为暴走、高强度工作、持续社交 言语增多（言语压力） ：话多、语速快、难以停止，甚至导致声带过度使用 思维奔逸：联想加速，能快速建立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 情绪升高： euphoria，欣快感或过度乐观 社交与性行为增加：社交活动显著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可以在没有任何确诊精神障碍的人群中出现。一项2024年的研究显示，在251名年轻成年人中，39.0% 表示自己在睡眠剥夺后规律性地出现亚临床轻躁狂体验（ROHE） 。这些体验与抑郁症筛查、精神病史、家族史、昼夜节律类型甚至 5-HTTLPR 基因多态性均无显著关联。换言之，这种反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既有精神疾病诊断的个体差异。 神经机制 多巴胺系统 睡眠剥夺性轻躁狂的神经基础主要涉及多巴胺（dopamine, DA）系统的异常激活。 急性睡眠剥夺会在多个脑区增强多巴胺释放，包括：VTA-mPFC通路（腹侧被盖区-内侧前额叶皮层），VTA-NAc通路（腹侧被盖区-伏隔核），VTA-HA通路（腹侧被盖区-下丘脑）。这些通路的多巴胺能传递增强，会引发攻击性增加、过度运动、性行为增加和抗抑郁效果。 多巴胺机制与躁狂/轻躁狂的相似性 这种短期欣快效应与躁狂/轻躁狂状态共享相同的多巴胺机制。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睡眠剥夺的短期欣快效应“是由于多巴胺释放的增加，这与躁狂和轻躁狂状态中发生的情况相似”。 动物实验也支持这一机制。在睡眠剥夺后，大鼠表现出运动活动增加、rearing行为增加、50-kHz超声波发声（USV）（大鼠“正性情感状态”的指标）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锂盐（标准抗躁狂药物）可以逆转所有这些睡眠剥夺效应，这进一步证实了睡眠剥夺诱导的轻躁狂状态与临床躁狂共享神经化学通路。 其他机制 ：炎症与突触修剪 2025年发表在Translational Psychiatry上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更复杂的机制：睡眠剥夺会诱导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炎症和突触修剪，从而在双相障碍小鼠模型中诱发躁狂样行为。经过4天每日16小时的间歇性睡眠剥夺后，小鼠表现出躁狂样行为、细胞因子/趋化因子产生减少、线粒体损伤、小胶质细胞减少和突触增益。 睡眠剥夺与“情感开关” 睡眠剥夺可以触发从抑郁到躁狂/轻躁狂的情感转换。一项对快速循环型双相障碍患者的纵向研究发现，当患者从抑郁切换到躁狂/轻躁狂时，多数人经历了一个或多个连续的48小时睡眠-觉醒周期（交替夜晚不睡觉） 。在实验中，9名快速循环型患者在抑郁期被要求保持清醒40小时（一夜完全不睡），其中8人从抑郁中转换出来，7人被评定为躁狂或轻躁狂。 并发诱因 个体差异 睡眠剥夺后是否出现轻躁狂反应，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一项2024年针对251名年轻成年人的研究发现，39.0%的人表示自己在睡眠剥夺后规律性地出现亚临床轻躁狂体验（ROHE）。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体验与抑郁症筛查、精神病史、家族史、5-HTTLPR基因多态性及昼夜节律类型均无显著关联。换言之，这种反应模式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既有精神疾病风险，而更像是一种独立于传统精神病理学分类的个体生理差异。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遗传因素完全无关。有研究显示，不同轻躁狂严重程度群体的遗传度估计值较为一致，中等程度的遗传影响（0.40）和共享环境影响（0.41）均被观察到。此外，晚间型昼夜节律（eveningness chronotype）与轻躁狂体验存在关联，昼夜节律失调也常伴随轻躁狂出现。 职业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一项针对2099名西班牙语医护工作者的调查发现，51.6%的人承认至少有一次在值班后感觉“更好”，33.4%表示这种情况发生在至少50%的值班后，甚至有4.9%的人达到了轻躁狂量表（HCL-32）的临界值。男性、年轻从业者、执业年限较短者和住院医师更可能完全符合轻躁狂标准。这表明，即便在非临床人群中，特定职业带来的急性睡眠剥夺也可能触发轻躁狂症状。 ADHD ADHD与睡眠剥夺性轻躁狂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根据警觉调节模型（vigilance regulation model），过度疲劳的儿童、ADHD患者和躁狂患者身上观察到的多动和感觉寻求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自我调节的尝试——通过创造刺激环境来稳定警觉水平。在这一框架下，睡眠剥夺等 destabilizing 警觉性的因素可以触发或加重ADHD或躁狂的症状。 ADHD患者熬夜后常报告一种矛盾体验：通宵不睡后反而感到异常清醒、专注甚至欣快。其神经机制在于：急性睡眠剥夺使多巴胺短暂飙升，作为大脑应对疲劳的代偿反应，产生短暂的能量爆发和情绪提升；但这一阶段之后很快出现多巴胺耗竭，带来情绪波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和严重疲劳。急性睡眠剥夺还会增加皮质醇（压力激素）、减少褪黑素、打乱生物钟，在ADHD患者中这种昼夜节律失调被进一步放大。 ADHD与躁狂/轻躁狂共享部分症状特征——注意力分散、目标导向活动增加、睡眠需求减少、过度参与愉悦活动——且精神兴奋剂对两者均可能产生改善作用。但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ADHD病程稳定、起病于童年，而躁狂/轻躁狂通常是发作性的、起病于成年早期。睡眠剥夺在ADHD患者中触发的是短暂的“矛盾性兴奋”，而非真正的临床轻躁狂发作。 注：如果你有 ADHD，一定注意自己的作息！别继续后文案例分析里不管谁的循环了！ 双相情感障碍等疾病 睡眠剥夺是双相障碍中从抑郁转向躁狂/轻躁狂的最经典触发因素之一。实验性睡眠剥夺在双相抑郁患者中诱发躁狂转换的比率与抗抑郁药物相当。一项对206名双相抑郁患者的研究显示，经过三个周期的睡眠 deprivation 治疗后，4.85%的患者转换为躁狂，5.83%转换为轻躁狂。在更大样本（3140名双相障碍患者）中，20%的人报告睡眠 loss 曾触发躁狂或轻躁狂发作。 性别和亚型是重要的调节变量。双相I型患者比II型患者更容易因睡眠 loss 触发高情绪发作（OR=2.81），女性也比男性更敏感（OR=1.43）。快速循环型双相患者尤为脆弱——睡眠中断或睡眠剥夺特别容易诱发他们的躁狂/轻躁狂。 纵向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睡眠剥夺在情感转换中的核心角色。快速循环型患者在从抑郁切换到躁狂/轻躁狂时，多数人经历了一个或多个连续的48小时睡眠-觉醒周期（交替夜晚不睡觉）。在实验中，9名快速循环型患者在抑郁期被要求保持清醒40小时（一夜完全不睡），其中8人从抑郁中转换出来，7人被评定为躁狂或轻躁狂。睡眠剥夺、外源性皮质醇和多巴胺能激动剂等干预手段都可以触发双相障碍患者的情绪发作转换。此外，失眠与亚临床的类精神病体验、解离体验和轻躁狂体验均存在关联。 注：我没有切身经历以及认识的患者，所以没法说更多了。 自我强化的循环 睡眠剥夺性轻躁狂最危险的特征在于其自我强化性。睡眠减少既是躁狂/轻躁狂的触发因素，也是其后果——躁狂本身会导致失眠。这就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睡眠剥夺触发情绪升高 → 情绪升高使入睡更难 → 进一步睡眠剥夺 → 情绪进一步升高。一旦被启动，这种循环可能变得自主运行、不再依赖最初的触发因素。同时即使被打断，情绪升高这个状态也不会立刻消失，更容易触发下一次循环。 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何多种看似不同的因素——心理压力、人际冲突、环境变化、药物——都能触发躁狂发作：它们可能都通过“导致睡眠剥夺”这一共同通路起作用。 ...
如果某水课老师自己都约不出来，还让我们去采访只在元旦晚会出现半个小时的院长，那我们只能靠：老师我们发明了时间机器，拜拜了您嘞。 登楼: 能不能写我一作 登楼: 我很需要这篇论文 论文题目：跨时空因果律律令的实现：从手搓黑洞到逃离院长采访 Journal: Journal of Galactic Core Index (GCI) Authors: Xeyus, 登楼, et al. 【作者贡献说明 (Author Contribution Statement)】 依照标准学术规范，现将本研究团队成员的具体贡献公示如下： 第一作者 (First Author)：时间机器首席测试者负责执行最具生命风险的实证环节。在未佩戴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肉身进入时间视界，成功实现了从“被院长采访”到“消失在元旦晚会”的相位转移。 第二作者 (Second Author)：绝命毒师创新性地提出了 “激素-物理同调时间扭曲法”。通过对实验人员进行大规模生物化学干预，诱发人体产生特定频率的生物电荷，以抵消时间旅行带来的分子级撕裂。 第三作者 (Third Author)：甲级战犯（物理所征服者） 负责硬件集成与资源调配。通过极端的非对称外交手段（劫持与恐吓），强制全球各大物理研究所协同进行“手搓黑洞”实验，为本项目提供了核心能源供给（及背负了全部刑事责任）。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大祭司 负责与高维存在、审稿人以及因果律管理局进行跨维度沟通。在项目能量过载时负责进行形而上学的祈祷，并最终点击 “Submit” 按钮向 GCI 投递手稿。 核心研究员 (Core Researcher)：理论与数据架构师 负责提供底层物理理论支撑、供能系统设计以及海量实验数据的计算。在团队其他成员处于疯狂状态时，依然坚持使用计算器维持三维世界的逻辑底线。
我现在很难区分我的感官享受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因为X所以我应该享受”的刻奇式判断带来的感受。 我的感受本身只有在被命名/描述之后才成立。但我根本不知道我正在体验什么，只有在我给它贴上标签之后，它才变成“某种感受”——但这个标签可能是错的，或者是借来的。我在“回想”感受时浮现的确实是它的本体，而不是现有描述才有体验，可能和我对语言的看法有关。但那就只是个场景。 比如“一只海鸥叼住一条黑色鱼的中段，另一只海鸥在旁边看着它，而那条鱼接连滑落四次最后彻底逃脱”的场景，我“看到”和“回忆”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只是有那种背景似的飘着的兴奋，开始记录/描述它时才感觉有意思，比如这个海鸥技术真差，我真幸运看到海鸥抓鱼，那条鱼也真幸运，我看到这么幸运的鱼也很有意思。 比如看到“一只我不太确定是什么的鸟在树上蹦”，我会望远镜观察，确定其外貌特征和种属、行为特征，总结后认为“这个很有意思”，之后想到“这种观察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应该会带来快乐吧，但我好像不感觉多有意思”。以及出去观鸟时我可能会一直保持说不上来的兴奋状态。 所以这个区分应该一开始就是错的，哪里来的感官享受，这个问题针对的纯粹是认知与叙事享受，也就是我描述出来的那些“经由语言才被意识到和放大的，感官带来的满足”。而那些没描述出来的“飘着的兴奋”，则是我无法识别也难以意识到的感官享受，应该是直接经由感官刺激得出、大部分是纯生理反应的东西。在语言放大前，那些未被意识到、未分化的感官享受也同样存在，也有可能表现得很明显，不过我还注意不到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变化，所以我无法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接下来的言说都是在自定义与赋予它感受，而不是它本身的言说，所以这种未分化的感官享受，我能复现的“场景”，是我很难去享受和意识到我在享受的，没有了直接的身体表达，以及言说，只是一个不带价值的场景信息，很难被享受。 而最开始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很多情感分析是在试图通过他人的视角看“正常人会怎么做”以保证我不会捅出什么惊天大篓子才产生的，我自然会把非理性的感受下意识地归因到某种刻奇式的享受，而不是我自己的分析体系。 最后总结，我有自然的感官享受，而且我大多感官享受都是自然的而非被社会因素、身份唤起的，但是我很难有意识地享受到它和意识到自己享受到它，因为我不会表达它也很难让该场景再次涌现。
为什么能欣赏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的人无法创作出那么好的作品，似乎能理解它们好在哪里，就能把它们再次创作出来。 欣赏是一种接收的状态。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或文学作品时，我们是在体验一个已经完成的整体。那些打动我们的瞬间——一个精妙的隐喻、一道恰到好处的光影——都是创作者从无数可能性中筛选、捕获并固定下来的结果。 而创作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仅要"看见"那些闪光的瞬间，还要在它们转瞬即逝之前将其捕获，并且确定如何展示它们。“理解它们好在哪里”多数只是感觉和理论，而“创作”不仅需要知道它们为什么好，还需要知道“好”在哪里，而这需要经验积累，不仅是素材上和鉴赏上的，还是捕获它们的经验上的。而如何展示这个后处理需要更高的能力，不论是语言游戏还是物质塑造，逼近它必定会经历偏差，而如何减小偏差是欣赏者不具备的。 深渊横亘在理解与智慧之间，将接收的知识与创造的知识分隔开来。一直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没法跨越深渊。你越想“准备好了再跨越”就越跨不过去，越想站在理解的位置上就离“承载”它并呈递它的位置越远。有些东西不能通过理解获得，只能通过成为获得，创作的能力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能力同时需要你放弃自我的理解，成为分裂的、同时具备不同视角的人。最近的高强度写作让我对这种差异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创作过程中，我常常感到疲惫，“看不见”我的作品。而在自发学习与欣赏时，这种盲目感很少出现，因为只需要保持“不同的欣赏和分析”就行，不需要这么全面地看它可能有的每一个灵光，在没有确定的结果时看到本不存在的或者会被盖过的创作可能（欣赏时这个作品已经是确定的结果了）。